從流行品牌談佛教組織形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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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論壇：從流行品牌談佛教組織形成與發展 ‧講員：王榮昌牧師/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宗教學博士候選人‧時間：2002年11月08日19:30‧地點：橋樑空間‧謄稿：林綱魯

剛才葉仁昌老師提到一個很有趣的議題，就是這個學會，也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在台灣或華人社會要深根或擴展，其實，是取決在會員數的繼績擴增，否則，這運動就會消失；但如果人數持續增加，甚至被接納成為一個流行品牌，它就成功了。所以，在座各位創始元老們就要多費些心思配合，匯集你們這些精英，在學術界，或精英階層，把這品牌推銷在華人社會，那就可以。這是要跟其它品牌競爭的。可能今天第一個遇到的強大對手就是佛教，我們就要跟他們競爭。當然，如相對於基督教本身，我們也有其他的對手，譬如天主教的輔大可能也是蠻難纏的，因那些沒家累的修士，整天就是讀書。當然，我是先不用好、壞等價值判斷的角度來看，如我們要成功的話，他們可能是一個很強的對手。所以，我們必需要提出相對的、可以讓學術界人士接受的一些東西。過去我長期在霧社山上牧會，接觸的是一般信眾，當然沒想那麼多，只是單純教牧工作，主日、週間聚會，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因我的信眾平均的年紀大約是五、六十歲，我的工作是很單絕，也可說是良心工作。後來有機會到英國去修讀宗教學領域的課；當轉到宗教學領域時，才漸發現一有趣的事，就是如何從長期所受神學訓練的觀念轉到宗教研究？其實，有一簡單的基本區隔點，因神學是先相信有一套神學系統，上帝的存在基本上是不用再問，並從上帝主權的擴張去解釋一切的事情。宗教研究是從社會和人的經驗出發，然後看你拿到多少證據，你就用多少證據作解釋。這就是簡單的基本區隔。今天從流行品牌談佛教組織形成與發展，我想，若有佛教人士在場，他一定會很感冒這個定義，什麼流行品牌？但事實上，如你把它放在社會大眾的互動過程中，也沒什麼價值判斷的問題。但如何能比較詳實的報導佛教在華人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在台灣社會發展時，能夠把這現象作比較合理的解釋，我想這是學者很重要的一個責任。剛才葉老師有提到，台灣近卅年，佛教掀起一股新的宗教熱潮，伸展到各個層面的觸角，甚至在海外的華人社會漸漸有這樣的影響，我想這也剛好是一個機會，成為我們基督教在台灣、或華人社會的一個參照點。因為嚴格講起來，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土，然後在中土深根發展，轉化成所謂的中國佛教，它這個轉化的過程從時間性來看，當然是拉的很長久，有幾千年歷史，光是目前台灣來看，的確是斬新的呈現，那如何在這卅年內穫得大眾支持，我收集到的資料，有幾個比較主要的原因，有經濟、政治等原因，大概這兩個是最常用來解釋佛教面貌轉變的主要原因，經濟原因是說台灣經濟成長，提供了很多的錢讓佛教去做宗教活動，第二個是政治急速的轉變，台灣從戒嚴到解嚴，整個就像百花齊放，百家齊鳴，大家都可以各自發展。但相對的，如果把這用在解釋台灣佛教發展的話，我們也要問問其它宗教，為何基督教沒有如此呢？所謂的民間信仰或其它的宗教，同樣的理論我們也要把它用在其它宗教來驗證，如果可以得著合理的解釋的話，那這假設就能成立。但事實上，我們發現並不是如此。因此，我們就要重新來思考這假設是不是合理的？所以，我發現不能只是單從社會因素就含蓋全部解釋。我們應更進一步的去想，如剛才我所說要去找這個資料，我發現要從佛教組織內部，或所謂的佛教徒的互動，他們對經典、傳統、或是說對這個實踐過程的理解，到底他們有怎麼樣的基本態度，或許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補捉，然後嚐試去解釋這個原理，然後，才有可能比較如實的對台灣佛教展現的澎渤發展做出比較合理的解釋。從佛教史來看，佛教傳統淨土宗的趕經拜懺，唸佛號，大概是現今台灣佛教傳統的主流，但我們發現近卅年內，佛教的澎渤發展所強調的是行善，然後強調的就是社會關懷。很有趣的，如果從這卅年的變化來看，好像基督教是從入世走向出世，佛教是從出世走向入世，這個典範的轉換很有趣。剛葉老師提到最近的佈道會，我們反而是注重內在，像禪宗或是淨土宗這種追求自我內在靈性的成長，觀察基督教在華人或台灣社會的發展，會發現我們現在似乎比較注重靈命更新、內在醫治，而比較不像過去到台灣的宣教師比較注重醫療、社會關懷和慈善工作等等。佛教在這卅年來的變化，可讓我們看見他們有一個新的改變，為了要讓我的解釋有一個比較合理的架構，我是把它放在流行品牌，我雖然不是商學院或行銷管理、傳播學系的，可是很有趣的，我去的這個大學，在卅三年前開始設立時，就嚐試要從傳統的基督教神學裡走出來，然後設立一個可以跨領域的系所來研究宗教，所以，可以跟文化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可以合作，然後嚐試對宗教現象提出一個合理解釋，對宗教研究有些貢獻。所以，我只是借用流行品牌這已有的結構，來做對現象解釋的支持點。我剛才講到台灣佛教脫穎而出，立起一個新的宗教品牌，贏得大眾支持，我想在論文裡有幾個議題，是我要跟大家討論到的，我在這先要跟大家做個大綱式的簡介。第一部份就是從宗教傳統的開展動力的產生，然後，領導人的魅力，就是品牌創始者的魅力的建立，並他如何去克服從草創期時的困難，接著，他如何利用組織戰來推銷他的品牌。這幾點會在我的論文中跟大家一一介紹。第二部份我會轉進到以這個為基礎來做神學反省，這是比較主觀的，不牽涉到對佛教的批判，而是用所理出來的一些原則，和所觀察到的一些成果，來做對基督徒自我內部的一個反省。這是要儘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宗教衝突，因為反省是主觀的，在學術界要儘量避免如此，所以我要把它區隔開來。前幾天我一個機會和一個做宗教對話研究的朋友交談，他跟我提到一個很有趣的觀察，他說過去台灣基督徒在做所謂的宗教對話，常會忘記一個事實，就是我們是邊緣，佛教才是主流。基督徒學者所用的理論，大部份是用西方基督教神學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然後就用這一理論來台灣說，我們要處理宗教對話就要什麼排他性，然後包容性，然後什麼混合性，而忘記了我本身要去面對台灣這種現實的狀況，我們要如何去和所謂的主流對談。台灣的基督教徒或神學院的老師，常會忘記這一點。所以我常在想，到底我們台灣或華人的基督教不是已經去殖民化了嗎？我常在自問這個問題，因我們常用的理論還是西方神學家的理論，像中原宗教系請莫特曼來，這不是不好，但我們要常問自己這個問題，請他來是要幹什麼？是挾洋以自重呢？還是他的理論有補足性？其實，我現在來看所謂的神學反省，就是從社會情境中對信仰反省做出系統化的整理。我要來之前，進校園翻翻書，剛好就翻到漢語神學雜誌，登載劉小楓老師來演講的內容，其中有葉老師提問有關本土的問題，提到神學一定要深根於實在的土地，做神學不能夠抽離當地情境。那從德國請來一位神學家，到底要在台灣的華人社會如何深根呢？這是我們神學家要去想的，而不是請他來或多請幾位來就好了。所以，在接觸佛教徒後，我發了兩、三年的時間做田野調查。我不是說田野調查是作研究的絕對原則，就好像台灣有很多統計學的學者似乎相信數字會說話，我覺得很有趣，他們調查後提出一些統計數字，然後就說數字會說話，要讀者自己去看。一樣的，田野調查也不是說所得的資料會說話，而是我要去做解釋。我從田野調查的互動，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很多經驗素材提供我重新的反省，讓我重新調整我的論文，然後也重新讓我基督徒的身份得著很多挑戰的機會，這在第二部份我會談到。在我進入主題前，我要先定義幾個基本觀念。什麼是品牌？我借用行銷學的用語，品牌就是標誌、制語結合起來的東西，商家或生產者用品牌來與其它的商家的產品作區隔，以便讓消費者有一個清楚辨識的基礎。所以，它不但可以用此作區隔，也可以刺激消費者來買這廠牌。我在搭捷運來此的途中，聽到有兩個大約是高中模樣的朋友，在談風衣，一個說我這是一千六，另一個說這是兩千四，然後是什麼牌子，你就可以看見品牌和價格的比較。所以，品牌是含帶價格的成份在，然後也包含著服務，就是這品牌的服務好不好，這是通過廣告去建立品牌的形象，對消費者來講，我買這個品牌就確保這個品質，然後就顯示出我的身份地位，在社會中就跟其他人區隔出來；這就是品牌的基本定義。那什麼是流行？從社會學的定義來說，特別是德國學者齊梅爾，他對流行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我借用他的定義和理論來協助解釋。他認為流行是一種社會的關係，然後有這種模訪和和個人化的矛盾衝突在；也就說，一個個體在同儕團體中，他想要具有獨特性，但又發現其實當他和其他人在一起又無法得著分別，這就刺激他去找出，我如何讓別人看出我和別人不一樣的可能性。所以，個人化和模仿性會讓他不斷去想突破、更新‧因此，當一個人有一天突然覺得我在這個團體待久了，我想找出一個更創新的點子出來，然後他想我不要受到團體的限制，我要走自己的路，他想出這個創新的點子，就像我們基督徒學會開始之後，我們就要開始想如何能讓華人社會的基督徒接受？甚至想如何能夠讓社會大眾接受？當然我們開始組織，要找地點，然後策略運作，我們就可能要模仿其它一些現存比較成功的結構或組織，來當作我們自己跟隨的基準。當我們慢慢的模仿成功後，我們就可以建立自己的聲譽，久之，受大家肯定後，我們就開始可以和其它的學會做區隔，我們就開始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出來。這就可以看出，發展的過程是非常有趣的研究議題。雖然流行品牌就這兩個定義而已，但重點是在品牌建構過程，過程是更有趣，而且是最重要的。常常我們發現在台灣觀察宗教組織，常會說領導人很厲害，或這組織很厲害，而沒有注意到他厲害的過程，所以，我們就漸漸忽略掉仔細的去觀察這團體如何從無到有的過程，這是我們了解一個宗教團體很重要的觀察點。待會我們就要用「慈濟功德會」這一個個案來作理解。如果在座的各位對我提出來的架構有興趣，其實不一定要用在佛教，我們可以把這個架構用來檢證其它宗教團體，我對靈糧堂很感興，靈糧堂的成功過程我也非常感興趣，因裡面包括組織成員如何去區隔？到底有多少位的基督徒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多少位是從其它教派轉進來的？多少位是其它宗教來的？到底要如何去區隔？他們有一個比較清楚界定的範疇來作這個區隔嗎？台灣佛教組織就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幾個大的組織，如法鼓山、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或是靈鷲山等所宣稱的成員，加起來的總數已超過台灣的成人總數，就像慈濟號稱有四百萬，佛光山也是四百萬，如果用四百萬、四百萬來號稱的話，四個加起來就有一千六百萬，如台灣有兩千四百萬人口的話，這就去了一大半全都是佛教徒，如果去掉小孩子的話，那全部的成人就都是這幾個的宗教徒，我想在研究上，這是無法如實的反應出這個團體的組成特性，因這太籠統了，所以，這是一個研究上很有趣的問題，但台灣的學者，特別是在研究佛教的學者通常都會忽略這個問題。我等下就會再談到這點。所以，我們要想到如果卅年前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沒有成功，那就沒有慈濟功德會，這是很間單的事，星雲法師如果卅年前他遇到困難而沒有克服的話，就沒有今天了嗎，法鼓山也是，因此要了解一個領導人或宗教領袖，傳記是非常重要的資料，當你去研究時你就會發現到，幾個基本的形式都會出現，成功後，以前失敗的經驗都可以拿來當成提高他身價的一個例子，以前都不敢講，如果失敗當然更不用講，但現在就成為一個肯定他們厲害的地方的一個重要例子，所以這一個流行品牌的接納，當我們有機會去了解耐吉，或是愛迪達，它們背後可能有很多辛酸的過程，但我們很少嚐試要去了解，就先接受它很厲害，它是流行，我想，對宗教組織如要如實的了解的話，我們不能像對商家的了解般，只是了解皮毛，我們通過對慈濟功德會這個案的研究作為切入點，個案研究不是就是如此而已，學界對所謂的個案研究，是從所謂的Case Study希望能作成典範，然後例推到其它Case 上面去，或其它比較廣泛的社會範圍去，嚐試理解一些社會現象，所以像我作研究，剛才葉老師提到組織理論，其實宗教只是社會的一部份，那我的企圖心是如此，以後我的宗教組織理論希望能和台積電等企業去對談一下，看有那裡是不一樣，那個地方是宗教組織的特色，那台積電的特色是在那裡，是否有共同點，如此才能對人類社會這個大現象作一個比較清楚的解釋。現在讓我們進入到慈濟功德會的發展史，這個發展的領導人就是證嚴法師，從她開始，加上她的跟隨者的加入，來支持成立的宗教團體。我剛才有提到跟隨者的問題，當我們提到慈濟功德會時，實際講起來，她的Membership大概不超過兩萬人，我對Membership的定義是指有接受一定的訓練，通過考核的人，當然有一些儲備人員，但大約來講，大概是兩萬人，這是我在1998年的記錄，當然現在可能會更多一點。所以，他們號稱四百萬只是非常籠統的數據。如此你就會比較能理解，如何透過兩萬個會員的影響，能遍及台灣及海外華人社會，這是非常有趣和值得我們去省思的地方。慈濟組織的形成，主要是1966年於花蓮秀林開始，前陣子我在英國看到一些報紙，寫說有人告她有關「一灘血」的事情，是她引處錯誤，其實以現在來說，這對慈濟功德會的撼動來說，是沒有影響的，頂多只會造成更多人對指控者的道德批判而已，因它的品牌一旦建立後，你要打倒它便非常的困難，就是連台灣的司法界也似乎是見風轉舵，而不去探就這個事情整個的發展過程。根據慈濟功德會的文獻記錄，證嚴法師在幼年時與其他宗教領導人一樣，都是天資稟賦，友愛兄妹，悲天憫人，這大概都是所有偉大宗教領導人開始前半段的共通性記載，都是神話性描述。她也是被如此記載。我要把這段跳過，不要再去做經文批判，這到底是不是像記載耶穌一樣，可以把泥土變成鴿子，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探討這個問題。我比較側重後面幾個階段，就是她面對困難點的克服。我剛才講過，如果她沒有克服這些困難點，也就不會有慈濟功德會。我們知道佛教雖然在華人社會已有一段時間，可是出家還是一件很難被接受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要出家，是會遭遇到很大的挑戰和衝突，當然會有很少數的家庭會說要全家出家，彼此都鼓勵出家，這畢竟是少數。雖然，大多數人被問到是否是佛教徒，都會說，是，可是一旦說到家裡有人要出家，這可就是天大的事情，就像上一次中台禪寺事件，百多位大學生要集體出家，結果家人就去那裡要人回來，我們從新聞就可看見這樣的衝突。所以，不是現在才這樣，其實證嚴法師那個年代時就已經有這樣的緊張在，雖然大家都知道出家是個大功德，但是我家的孩子不要去，就好像我小時候參加的培靈會般，若有人要決志獻身，大家都會說感謝主，但我家的人就不能去，常會聽到這樣的提醒，去當醫生、律師，去賺大錢比較好，但是一樣在佛教也遇到這樣的困難。證嚴法師剛開始有出家的心志時，也是遭到家裡的反對，她父親早逝，母親當家，母親就認為妳長女，在家事上妳需要協助我，所以怎可能讓妳出家呢！不過，很有趣，在經過幾次爭吵和離家出走後，一次在台東鹿谷，她母親找到她，要她回家的過程中，她演出一齣很有趣的劇，她威脅母親說，始果不給我出家，我就從這懸崖跳下去，所以，她母親在情急之下，就暫時同意她出家，結果一同意，就讓她開展出新的契機出來。當然，他們現在的詮釋是很有趣的，根據文獻描述，證嚴法師很有智慧的把佛陀的慈悲轉化為母愛，這與救世的慈悲是相等的，證嚴雖沒有詮釋學的基礎，但是這段記事可以說是佛教詮釋學。雖然證嚴解釋家庭責任就是佛陀救世的責任，甚至後來傳記中有重新修飾過，不過，非常有趣就是你讀到這個地方時，一個佛教詮釋學就在此開展開來。宗教的開展動力不是一個神奇的力量，其實是在於在不同情境裡對經典的重新詮釋裡所展現出來的動力，這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華人社會裡，我們不能像西方基督教太過於著重在經典批判，西方基督教長期發展下來，對文字的認可，認為字句有力量，像皇帝的宣召般，跟華人是不同的文化體系，所以，我們在談華人社會的宗教時，特別與文化脈絡有關的事時不能一眛的引用西方的理論來看，我曾花點時間去觀察，這很有趣，我不是研究政治學，但像福柯在他書中處理基督教影響下的管家、牧人的民主觀，在華人社會有這樣的背景嗎？恐怕會與西方所謂的民主會有很大的落差。一樣的，在宗教理論上，我們也必須很小心的從自己本身的文化脈絡去找尋它的關係，證嚴成功的將家庭的衝突慢慢化解之後，她的母親在她的慈濟志業上，包括在買地、取得用地的過程中，大力的支持，讓她可以在經濟上稍微減輕些壓力，不過，取地過程中並沒有完全解決經濟困難，所以證嚴就會同她早期的弟子，過檢樸生活，用手工製造成品，來換取她們生活的經費與購地的經費，在此過程裡，口碑就漸漸在民間傳開，說有一個法師不拿人家的供養，她是自力更生，在一傳十，十傳百，慢慢的把口碑建立起來，這品牌的建立就在裡面蘊釀，在這很有趣的過程當中，顯示出華人社會非常強調的靈驗念性的特點，親眼看見成為關鍵因素，所以，當這些消息傳到花蓮及其周遭地區，很多人就開始想要去看看，參觀之後，發現怎麼沒有擺像一般華人宗教廟宇，在進大門的大殿裡，多數都會放一個香油錢箱？他們想供金卻無門，加上證嚴所強調自力更生，沒接受供養的生活形態。這種形象給與參觀者全新的印象。以自力耕生作為和當時所謂大眾宗教的形象區隔，果然見效了，台灣的信眾漸發現到證嚴法師和別人不同，主要是她們手工製造所得收入，不是盡然全部用在生活上，也要撥出一些錢做慈善的工作，這就更加增信眾對她們的信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所以，在參觀去之後，證明她們果真如此，法師再補上一句，這些錢不單是供我們三餐用，還要拿去幫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人。這些當然更使這品牌地位的建立有著更大的影響。所以，這也可以看見證嚴法師身體力行，掌握住台灣信眾對靈驗性注重的關鍵點。你看今天台灣社會只要發生宗教醜聞，大概都是領導人在金錢、女色上出問題，結果馬上破功了，當然，我剛講過，如你已建立了足夠的基礎，是可以稍降低損害，像前陣子靈鷲山就遭受到類似的攻擊，但我們發現到他有足夠的品牌基礎，所以沒帶來太大立即的衝擊，當然，事後究竟會帶來多少的影響，我還沒去做研究和判斷，我相信影響是會有。不過，我是說在靈驗性的過程中，這對華人社會的宗教互動是一很重要的關鍵，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補捉到此一重要策略，所以，她就可以繼續往前發展她的志業。我們也可以看見第二個很重要的關鍵，在克服經濟困難，取得信任。再來我們可看見，在醫院的建立過程，這是另一個重要的關鍵點。在民國七十年時，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政治轉型，慈濟功德會認為它必須在轉型過程中，有一創新品牌的點子可以丟出來，不能只是在說我身體力行，然後不趕經拜懺，社會變遷如此急速，必須有新的點子，要不然這品牌勢必會被淘汰。於是證嚴想到在慈善志業中，醫療是個切入點。很有趣的，我過去接觸很多基督徒，他們會自大的說，慈濟功德會沒什麼，這是學基督教蓋醫院，沒什麼了不起。但有沒有了不起不是重點，關鍵點在於你成不成功，你的品牌是否可被持續接受和肯定，證嚴成功了，她雖遇到經濟挑戰，沒那麼多錢，取得用地過程也不是順利，不過，從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可很清楚的看見，連政治界都必須要配合她，幫助她調整，譬如剛開始她取得一塊軍事用地，要開始蓋醫院了，但是國防部知道後就阻止她蓋，於是通過協調，透過當時的內政部長林洋港、省主席李登輝等人出手介入此事件，幫慈濟功德會化解這個問題，以地易地的方式化解掉這問題。如果要作宗教和政治之關連的研究，這也是一個切入點。我們常聽到台灣最近流行研究非營利組織，你可以從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過程，和政治互動的影響，有多少成份會介入此一非營利組織，所以非營利組織和政治的互動，到底它被影響了多少，這是非常有趣的研究。也不能夠只是單方面就說政治可影響一切，有時我們會太過簡化的解釋這一切的事，說，對呀，只要誰取得權力的話，就可以影響宗教。其實，不盡然如此，當你進入去看時，你會發現到，當一個宗教團體發展到某一個程度時，政治人物也必須去拜碼頭的，也要去建立友好關係，最有趣的是，像總統大選後，陳水扁也要去拜碼頭一下，到法鼓山、慈濟功德會啦，他也有來長老會拜訪一下，你會發現政治人物也必須要和宗教互動，在此互動中，到底誰影響誰，有時不能夠只是單說政治必然影響宗教。這可能要發些時間，從更多的角度去了解這個問題。所以，當醫院蓋成功後，讓慈濟功德會在台灣經濟成長、政治轉型中的地位更穩固，也就是它想出了新點子，讓它保住了這個地位。這是慈濟在台灣社會中所面對困難的克服。不過佛教內部對她的挑剔和刁難也不是沒有，不是大家見佛教發展好，出人頭地就好，在整個建購過程，來自佛教的挑戰也是非常多‧例如、從釋昭慧來的挑戰‧剛開始時，釋昭慧的挑戰是最主要的攻擊，對證嚴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認為她只是講功德，不是佛教的正統，讓人有太多機會走後門，所以，釋昭慧挑戰她所作的慈善事業。不過，我剛才講過，在這所謂品牌的發展過程中，當品牌被大眾接受後，在轉回到內部後，連釋昭慧在最近達賴喇嘛來台訪問時期，因西藏是男性為主的佛教，也讓她不得不用慈濟功德會來挑戰達賴喇嘛，以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做了如此多世界性慈善救濟的工作，來說明是比達賴喇嘛貫頂來得有意義‧所以從釋昭慧用慈濟功德會做例子，這前後的轉化，讓釋昭慧願意，或不得不拿慈濟功德會（不曉得她是否真的願意）為例來和她想對抗另一個佛教傳統，來做對抗的主要基型，可以看到佛教內部的打壓，證嚴也是很巧妙的克服。她剛開始也沒有做任何的回應，不過從她周遭有幾位知識精英份子的信眾代替回應，例如、像有位就當了慈濟文學院院長，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助手，可以看到從研究者轉換成跟隨者的例子。我提出一個可能不是一很好的問題，但或許以後也可來研究探討。證嚴真的是如此的聰明嗎？在整個建構品牌的過程中能想出這麼多的點子嗎？依我的觀察，應是她周遭的這些弟子提供了很多點子給她。你會發現一很有趣的現象。一個宗教組織漸漸發展到一個制度化以後，精英份子、決策單位，這些人所想出來的點子，是不是真的跟當初證嚴法師草創時的理想是一致的嗎？還是現在的發展，第二階段的發展，是這些精英份子在帶領慈濟功德會的發展？這個問題，我們在做宗教組織研究，和宗教傳統發展，可能要用些時間去了解。也就說，我們認為慈濟功德會好像都是一成不變，秉持當年證嚴在經營，還是不斷地在更新？那誰給他們新的點子？我剛才講過，品牌要能建立、並維持屹立不搖的地位，是需能夠不斷的創新；要不斷創新的話，是誰給點子？我剛才提過，證嚴法師真是很厲害，她還建立了大愛電視台嗎！但Cable T.V.她懂多少？不都是她周遭的這些人去做出來的嗎！她能夠把佛教歌詞譜成五線譜，然後教大家唱嗎？就是有些有音樂專長的人去幫她做這些歌曲的。她周遭有一群幕僚，精英份子貢獻了他們的腦力，現在仍持續為慈濟功德會在賣命。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是為了三餐，這也沒有錯，但他們出來都是穿他們的制服，他們也會跟你講一套他非常崇仰證嚴的慈濟精神的說詞，並且認定他們是穿慈濟制服，是他們的會員，並且誠心提供他們的心力‧你當然不能問他們一個月薪水有多少，他不會告訴你的，這會損及宗教獻身的「神聖性」。所以，我們看到證嚴克服內部的挑戰後，我們也要將慈濟放當時中國的大眾宗教環境來看‧雖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很適切對台灣或對華人社會所謂宗教活動合理的一個界定，像有人是用官方、民間，但這也不甚合理，因官方在過去帝制是有，但民國之後，好像政府沒有很清楚界定什麼宗教是官方宗教，所以，沒有官方與民間的宗教之分，或用民間宗教來稱呼，好像相對的有一個官方的。我們不像歐美長期受基督教影響，當講到「流行的」，就是指那些New Age或是巫術，不是基督教的，就都是被稱為「民間」嗎！但在台灣或華人社會就很困難這樣區分，到底民間是指什麼呢？所以，我是傾向用較多數人在信奉或操作的宗教傳統，我稱之為大眾宗教，可能這也不是很適切的界定，不過暫且如此用吧！所以，在相對大眾宗教的社會環境裡，慈濟功德會也面對一個挑戰，譬如說，比較有組織戰的一貫道，一貫道在台灣發跡是比慈濟功德會早個三、四年，或是更早，你看到當時他的組織戰已打的相當有效了，像是一貫道的小組，而且那時是戒嚴時代，因此這可說是地下組織，但他們那時的影響是非常深遠，所以，也引起當時執政黨的誤解，說這是搞秘密組織，所以才會擔憂一貫道對台灣安全的影響，不過，那種雖是很艱困的情況下，一貫道仍能非常有效的廣傳在台灣，尤其是對中南部有很大的影響，那時的組織戰已經非常有力。你想，慈濟功德會剛出來時，什麼都沒有，那所要面對的第一個挑戰是一貫道，它如何用有限的資源去打倒，或贏過一貫道呢？當然，這就變成慈濟功德會當時非常強的一個對手。但我們發現慈濟功德會非常有趣，這也牽涉到詮釋學的問題，它不像一貫道那麼強調神秘性，一貫道是比較傾向像天地會或秘密會社般，你入會就要發誓…等等，所以讓很多一般的信眾要加入有非常多的困難，特別是在台灣社會的轉型期中，如果這是在早期，特別是在政治緊張的過程裡，可能你用這種方式比較會被理解，但在漸開放的社會裡，如果你仍用這一套的話，好像台灣民眾就沒有辦法很容易的接受，慈濟功德會就不一樣，她告訴你「業障」，這是一貫道也講的，但慈濟功德會講業障，是講業障是你個人的，不會傳到別人那裡，你的業障你自己負責就可，所以，你做好事就可以把你的業障抵到，趕快做，慈濟給你機會，你到慈濟醫院做義工，她們叫志工，這個稱呼也很有趣。無形中台灣的文化就被慈濟功德會所帶著走，義工也被改為志工，從此報紙、雜誌也漸用「志工」這稱呼，我看到一很有趣的現象，連基督教會都不加思索，慢慢地被潛移默化了，過去教會習慣是用「義工」，但現在不用「志工」，好像跟不上流行，但「志工」是從慈濟功德會開始推展，對一個志願以服務工作的人所稱呼的，所以，她們說我給你機會，你就來吧，因此你就不要擔心你的業障會影響到你的親人，在傳統的佛教中，好像會有一個累積性的業障的問題，就會有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一個負擔，慈濟功德會在這上面就將其驅隔開來，她們說，沒關係，你加入慈濟功德會，你自己負責，師父會做你依靠，你就跟著施父做就對了，所以，這在慈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轉折，慈濟相對在教義的教導上是更簡單和開放，在組織運作上，一貫道是打區域的，他們分很多點，但慈濟功德會就集中在花蓮，所以，你去花蓮時，從後車站你就可以看到她們經營的機構都在那邊，大學、文化中心、醫院等都集中在那個地方，所以，你若想去看慈濟功德會的成果，你一下車，過不多遠，你就可以把大部份的機構給繞完，然後再花點時間去參觀那草創時小小的精舍，作一個對照，然後，你就知道你的錢都用在那裡，不是用在法師個人。所以，整個策略上來講的話，就會發現在與一貫道的競爭過程中，慈濟功德會就漸漸取得社會資源的優勢，因她不像一貫道比較不被人家理解，一貫道的神秘性，在教義的教導比較緊張，重擔較多，慈濟是比較多的解放，在資源、組織機構的集中性，讓信眾較容易理解。所以，我舉這三個點來說明，慈濟在與一貫道的競爭過程，有很多地方就漸漸地贏過一貫道，而取得領導地位，當你宗教的品牌取得領導地位後，發言權就會在你那裡，做慈善，現在就會惟慈濟是從，台灣的良心也就以慈濟作代表了，所以，當你一旦取得這品牌地位後，發言權就在你那裡，品牌的決定也在你，今天我們就看到整個展現出來斬新的面貌，講到台灣佛教，就會立即想到慈濟，因此，我們就看到品牌一步步建構的過程，讓它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困難裡脫穎而出，取得領導地位，一旦形成領導之後呢，就好像成為一個週期性的循環，當然有人會質疑當證嚴不在世時，慈濟會不會崩潰？但內部如果已形成一個系統的話，這些精英份子仍可繼績這個組織呀！當然，你可以從佛學角度去質疑慈濟，是不是不再像所謂的佛教，不過，很有趣的，在中國大眾宗教，或中國宗教的傳統過程裡，韋伯已提出一很精闢「正統、異端」架構之分，指出誰能夠取得領導地位，誰就是正統，好像在政治界上也是如此，我不是學政治學的，不過，我發現當誰取得領導權，誰就成為正統，我講話就算話，其實他們真相信台灣獨立嗎？我不質疑他們相信，你說陳水扁真相信台灣獨立嗎？似乎是不相信的，那個只是他要取得一個正統地位的手段和口號而已，我不是政治學者，但我在觀察兩岸關係時，就發現為什麼不能將其放在最好的利益來看嗎？什麼是對台灣將來發展最有利的，你去做就是，還講那麼多理念，甚至把政治當作宗教情操，我就覺得很可怕，就跟伊斯蘭教，你若將它變成宗教情操，就會將其無限上綱，聖戰就從其中衍生出來，就無法好好用理性思路去處理。當我們看到慈濟功德會打出名號後，我們也講到策略上的運用，和經典的詮釋，這些要點都是挺有趣的。不過今天台灣佛學研究似乎還著重在歷史和經典研究中，好像佛教是一成不變、如佛陀時期、所謂真實的佛教傳統跟教義，就在那裡，大家都嘗試把它抓出來，誰挖到那個，就好像誰贏，就可以說我是正統。事實上這是有困難的，德國高達美的詮釋學就已經講到這個困境了，就是作者與讀者兩個視野的問題。不是說西方的理論較好，但它已經點出這問題的衝突性，佛教學者應將其拿到他們的經典上去處理和理解，不然發很多時間在做經典和歷史的研究，卻會發現現實面與研究者的斷裂性，所以我才說如果今天台灣的宗教系所，若沒有注意到這問題的話，都是在做一些經典研究，就沒有辦法把台灣宗教發展的現象做一合理的解釋，我剛才聽葉老師提到，東海大學好像有朝向這方向走，這應是很值得推廣的研究途徑，不然，就我個人聊解的幾個宗教系所，中原我是不太了解，不過也好像是比較偏向基督教研究，其它的佛教大學的宗教系所，大部份都是在做經典歷史研究，沒有辦法對台灣和華人的宗教現況做一個如實的回應，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宗教詮釋在證嚴的教導中，雖在過去常被人笑其太簡單，不知究竟在講什麼，沒有內涵。但你看現在連中、小學老師連誼會都將它拿去當品德教育的教材，你看它已經很成功的打進學校了，基督教「得勝者」事工還要利用課外活動時間，然後找一批人去做活動，但他們可以有老師直接負責，一人一本的發下去，開始教「靜思語」，當然我看它的內含不是直接講到佛陀，它的內容都是從證嚴的一些教導中拿出來的，你從這點去看，就可看見它的影響比基督教還廣泛，而且不發費任何的心思力量就可以打進校園裡，台北好像也有，如果你稍為注意一下，學校裡和倫理教學有關教材，是否有用「靜思語」，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影響力有多大。所以，過去被笑太簡單，沒有用，現在似乎變成能救台灣道德教育的惟一的教材，這是非常有趣的，許多老師以為那本就是聖經，如果要讓台灣兒童的道德教育提升呢，就一定要靠著「靜思語」，當然會變成老師大力推展的教材。我有位朋友在台北大學學程中心教書，他有一個有關道德教育的課程，安排我講一堂道德教育，我向學生說，當老師在設計道德課程教材，你不能圖方便，隨便去外面找現成的教材，如「靜思語」，你當老師就要從自己本身課程分析的工作為出發點去設計課程，我有個朋友小學老師告訴我，在期末或開學前開教師會議，要決定下個學期的教材時，就有老師拿出「靜思語」，說下學期就用「靜思語」為教材，這對學生非常好的，然後大力推薦，在教師會議提出來產生非常大的影響，而且不是一、兩個老師在推行，是一群老師在推廣這個工作。我不是在這裡說誰做得好不好，不過你就可以看見剛開始時，有些佛教徒笑慈濟和證嚴沒佛學訓練，沒上過佛學院，佛學底子太差了。不過，現在大眾社會接受她了，不但是一般的庶民百姓，而且是許多精英份子接受，當然你可以從品牌的角度去看，因為它簡單，容易記，然後背後引伸出來的就是台灣的道德上升嗎，且又是一種地位的像徵，所以我現在不讀「靜思語」好像跟不上時代了。所以，這是在教育層次上，讓我們看見它可以成功轉化的地方。因此，她所做出來的，沒有機會讓佛教界來對她做出這樣的批判，你看，以前打坐，現在她說行善，以前讀經，現在叫行經，現在變成慈濟就代表台灣的佛教，或是華人佛教的一個代表，所以，我們就可以從品牌的起源分析，讓我們重新再以慈濟成為了解佛教的一個切入點。我相信法鼓山也有它的建構過程，我們也可以發些時間去理解，但應該基本上也有這些困難克服的過程，然後他怎麼去贏得信眾的支持，然後星雲法師有星雲法師的‧通過這幾點問題點的探討後後，第二個階段我們就要來作些簡單的反省，因這是比較主觀的，剛才我已經有提過一些例子了，譬如說，非主流與主流，基督教是非主流，要如何去面對與大眾宗教的對話，我們的態度要如何呢？我將要去服務的信義神學院俞院長，他已和現代禪做過好幾次的對話，象山社區現代禪的社區，現代禪會員搬到那裡，已有一百多位，他們也有自己的網站，如果先進到信義神學院的網站，你就可以看見與現代禪對話的選項，之前對話記錄，他們現在也出了一本書，大概有五、六次的對話，然後做出來的一個整理，信神有體驗到這個問題，主動接觸，剛好我也有反省到這個問題，如果大家也有興趣的話，可以進這網站去看看。你可以發現，信神不需做任何的廣告，他們就相對比其它基督教機構的網站，被點選進入觀看的比例，就遠遠超過好千次或好幾萬次吧。你看現代禪被流灠的次數，包括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華人，對現代禪有興趣的，都會進去流灠，流灠時也就會進入信神去看，所以，這是非常有效的自我推廣的作法。所以，俞院長可能因此省下很多廣告費喔！也可能是因為省下很多的廣告費，才可以讓我有工作的機會。(眾笑)大眾媒體傳播的運用，我們基督教只有一個好消息頻道，實在太少了，再來台灣教會和社會的互動，文化重新理解。文化是一個不幾變動的，或是一個靜止的，這我們要重新了解一下，如果是在新的時代會不斷變更的過程，我們可能就要多點時間去作田野觀察，我們不一定要作人類學的田野觀察，我們應要多點時間去了解一下，到底現在大多數信眾在理解些什麼、在信什麼？他們所渴慕的是什麼？我們教會才可以依著他們的需要來提供，不然的話，我們就真的會愈來愈出世了。再來聖經詮釋的成果，我們如何可以讓佛教的研究，因著基督教的詮釋成果而得著幫助，這是華人社會，特別是針對中國佛教在將來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我大概就提幾點作我的基本反省。